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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“返城前夜”  

来自yu-52   2017-10-13 15:21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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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漫长夜十年间——我的“返城前夜”

作者:唐大康

如果说脱离下乡所在地是返城的开始,户口落进原来的户口本里才是真正的返城,那么中间的这段时间就是这“返城前夜”了。

我的这个“夜”长达十年。

1977年恢复高考是脱离下乡所在地的一个机遇。

从大学考试那天说起吧。

上午数学,略过不提。下午语文,作文题目是《当我唱起“东方红”的时候》,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目就傻眼了。这类题目只适合写抒情性的散文,很空很难写,出了写一些口号式的话外写不出什么来,叙事是我的强项,抒情正好是我的软肋。坐在考场里的我于是不安起来,想了足足20分钟,还想不出到底写什么好。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要上厕所,一位老师便跟着我去。我在厕所里拿出烟来抽,但抽烟也帮不了我什么忙,抽了几口扔了,再回考场继续冥想苦思。

后来到底写了些什么,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反正只记得拼命凑数字,把文稿的格子填满。我记得上海市1963年高考的作文题目《当我唱起“国际歌”的时候》,中学语文老师给我们念过几篇优秀作文。有作文说,唱《国际歌》时想起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,想起来白雪皑皑中的抗日联军,想起了巴黎公社的旗帜,想起了十月革命的炮声,想起了延安窑洞的灯光,想起了百万雄师过大江。当时听了陶醉了,哇,唱《国际歌》时竟能想到这么多!然而等我写《当我唱起“东方红”的时候》时,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《东方红》那年头确实一直唱,但说老实话,唱的时候什么也没想。因此,这篇作文自己觉得一塌糊涂。

第二天的政治和史地学科的考试也不知如何考过去的。反正稀里糊涂两天的考试就这样结束了,只记得当时自己很不满意。但事已至此,多想无益。于是仍然像往常一样,吃饭睡觉上班休息。不久听说开始发录取通知书了,分场里两个未满25周岁的伙伴收到了录取通知,一个是复旦大学,一个是上海中医学院。这确实令我十分羡慕,但羡慕的不是他们考取了名牌大学,二是他们从此可以回到故乡上海,在也不需留在异地他乡了。这种想法现在看来不啻是“燕雀不知鸿鹄之志”,但当年绝大多数知青心里想的还是挥之不去思乡之情。羡慕归羡慕,我也不存非分之想,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被录取了,也仍然要在黑龙江待下去,因为我的志愿书上填的全是本省的大学。当时有规定,必须未满25周岁的方可报考大学,我那年正好刚满26周岁,本属于没有资格报名的一档。好在我当时在学校当老师,于是符合“当老师的可以报名,但只能报考本省系统的师范院校”这一条,很多年后,我们才知道我被土政策忽悠了,上海及北京等大学的招生是面向全体知青的,并没有年龄限制之说。怪不得填志愿时,有一个和我同一年龄档的伙计没有吃这一套,我就记得他填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和外省的学校,审核的人员告知他不能这么填,要被作废的。但他十分果断地说,不改,就这样,作废拉到。我当时疑惑地看着这位老兄,他一脸郑重严肃状,我心想,他不会是疯了?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位老兄没有疯。现在想想那一定是有消息来源的。

就在连队的人普遍认为这次全分场只有上述两个人考取大学时,第三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,那是我的,本省的一个师范院校,而此时的我已经失却了那种憧憬和渴望。我无动于衷地从连声向我道喜的通讯员手里接过录取通知书,冷冷地撂在办公桌上。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当时能过知道后来发生的事,那么我当时肯定选择放弃了。因为仅半年之后,一次招生面更宽,录取比例更大的高考就来了。那是1978年的高考,这次不再有土政策,1977年被拒之门外的、没有录取的都可以在来一遍。机会更大,选择学校更多。连队里一下子考取了好多人,其中不少考回了上海。而我此时则在比农场离上海更远的地方上着我的大学,仍然只有一年回上海一次的机会,仍然吃着小米粥、苞米面就咸菜,仍然要不时遭遇停电的尴尬,仍然过着相对枯燥乏味的生活。唯一改变的是身份——由教师变为学生。

然而考验还在后面,在我入学后不到一年,一场震荡力更强、波及面更广的有关知识青年命运的大事件发生了!

那就是百万知青大返城。

关于这段历史,现在普遍统一的说法是:全国近千万知青大返城,缘由是因为一个上海女知青的惨死。19788月,云南建设兵团一个知青孕妇因医疗事故不幸身亡,由此引出了一场压抑了十年的情绪大爆发。知识青年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:“我们要回家!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简单最朴素最起码的、但也是最强烈最悲壮最执着的要求。这是谁都再也阻挡不住的滔天洪流!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“拨乱反正”是会议的中心议题。于是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,依然决定下乡知青返回原籍,重新安排工作。这就意味着知青们朝思暮想的思乡情结终于可以一朝解开了。一下子真是上下欢欣,普天同庆。

这样的震荡,当然也波及到在大学读书的我。79年寒假我回到上海。此时上海正在上映一部香港影片《生死搏斗》,主角百万富翁得了一种奇怪的快速衰老的病,必须赶紧得到一种特效药才能解救,保住家产。我的一个朋友劝我赶紧退学办户口,称这是“生死搏斗”。

学校里有人开始提出退学了。但不能直接退回原籍,二是先得退回下乡所在地,在从那里办理病退回原籍。这中间一番手续并不简单,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主意已定,他开始的艰难的奔波。个中艰辛我不得而知,我只知道他折腾了好几个月,最后终于搞定,但人明显廋了一匝。他原来是黑龙江兵团的,光从学校到兵团、兵团到上海,就来回跑了好几趟。但不管怎样,他如愿以尝了。他回上海后我们之间就中断了联系。多年以后,一次在上海不期相遇,他明显急切地想知道我的下落。我告诉他,毕业后我分回了上海,在郊县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。他哦了一声,没再多说什么。

“生死搏斗”的结果是,我选择留下来继续读书。当时我不知道这一选择是生还是死,但我害怕折腾,我不想象哪位同学那样来回奔波。我知道这一选择的结果是我还必须持续三年过着这样的生活:仍然只有一年回上海一次的机会,仍然吃着小米粥苞米面就咸菜,仍然要不是遭遇停电的尴尬,仍然过着相对枯燥乏味的生活。应该说这三年比前面的十年还要难熬。人是很奇怪的,当大家在同等的环境下生活,彼此一样,那么再艰难的日子仿佛也不觉得什么。而一旦别人的环境变好了,二你仍然一如既往,此时的心态就失去了平衡。其时,上海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然而地处边陲小城的学校则是“春风未度”,两地的物质文化的落差越发拉大,心里的落差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,我拿到了本科毕业文凭和学士证书。但当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远远没有一张上海户口重要。毕业分配还是一道关,前途生死未卜。此时,知青返城的浪潮早已平息,该干啥都干啥去了。我的身份只是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,分配方案没有下来,大家心急火燎地等着。我们班级有两个北京籍的,一个天津籍的,两个宁波籍的,五个上海籍的,都是知青,其他的则来自本省,有知青身份的,也有前几年毕业的高中生。一个班级内,年龄上下相差最大有十几岁。年龄大的的大多上学前就已经结婚成家,还要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想回家团聚是知青学生一致心愿,这就便宜了一些年轻的当地毕业生,他们都被分到省、地区的党政机关。几年后大学同学相聚,得知当年的这批同学中涌出好几个县长、县委书记,以及地市级的教育局长,统战部长,顶不济的也是大学副教授。

国务院终于对知青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有一个说法,可以团聚,但条件是必须已婚,可以去配偶所在地。总算网开一面,有了一丝生机。当时我们这些知青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了,入学前大多在下乡的时候有了恋爱对象,于是未雨绸缪,纷纷在大学二、三年级时抓紧时间突击结婚。对象一般都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,此时都已返城落脚生根。也有异地的对象,那就只能到配偶身边儿不能到父母身边了。所以班级中,有哈尔滨籍的毕业生被分到了北京,有上海的分到了哈尔滨,有天津的分到了上海。也有被分回了农场,因为它在农场时结婚,配偶就是当地人。如果这是还是单身,那么久由学校统一分配,一般是在本省或本地区就业。

我班上海籍的同学都借了婚姻的光回到了上海。但那时上海市区的户口卡得很严。我们被上海市人事局分配到了郊县。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是男性,被分到了一江之隔的崇明岛,两个女同学分到了相对近一些的南面的郊县,都属于郊区户口。虽说回到了上海,但还不能说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家,一般只能一个星期回一次家。崇明到市区只能坐船,单程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,加上两头还需要乘一个来小时汽车,单程一趟就耗去半天。那是还没有实行双休,周六下午要提前走,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,周一清早出门,到单位意思中午了,个中辛劳自不待说。

户口的劣势依然存在,但文凭的优势渐渐显现出来了。到学校没多久就被委任为教研组长,第二年晋为教导主任,第三年被任命为中学校长。但崇明和市区两地的来回奔波依然困扰着我。随着孩子的出生、长大,生活上越来越多的不便终于让我承受不住。第六年上,我决定放弃校长的职位,要求调回市区,追求那张在我看来分量最重的户口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二十年前的户口本上被盖上“迁出”字样的这一页,终于又盖上了“迁入”的戳。

二十年,一个大大的圆,我又回到了原点。此时,当年大返城的知青已经在上海度过了十年,而我比他们整整晚了十年。

这十年就是我的“返城前后”。

(作者为原下乡黑龙江北安长水河农场的上海知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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